身份管理如此重要，以至于世界各国都将其作为最根本的社会治理制度之一。

可是，当债权方是外国人或外国机构，而债务方是主权国家时，以上谈到的任何一种坏债处置方式在今天的世界上都行不通，因为主权债违约时，投资者不能去接管债务国，将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也不能将债务国的总统、总理和国王进行重组换人，发债国会受到主权的保护。也就是，如果那些战争赔款和债务是导致清朝灭亡的直接原因的话，那主要还是清廷融资能力太低、缺乏国债智慧所致。

比如，对于企业债，如果债务公司资不抵债、还不起钱，那么，可以进入破产程序，要么由债主把公司接过去，公司归债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债主的主导下将公司管理层换掉并对其业务模式进行重组。可是，外债不如内债灵活，清廷无法通过通胀减债，而且条件苛刻。同时也约定，如果清廷在3年内全数付清，利息可免除。到1902年，国债累计到7.5亿两上下，为当时GDP的23%左右。

两笔都以海关关税作质押。本文为《陈志武教授的金融课》讲座文本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晚清国债 。上述这些问题，都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对于这一体系的稳定性和公平性，经济学家之间并没有形成共识。从目前看，二十国集团（G20） 可能是最重要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这一切，再次反映出全球金融治理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局限。2020年5月份以后，近一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员国向该组织表达了获得流动性支持的期望，其中很多低收入国家已深陷主权债务偿付困境。

问题四：如何对现行的国际金融治理机构进行改革 为了在战后对国际货币秩序进行重建，在美国主导之下，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44年应运而生。高度重视全球金融监管框架的建立，无疑是全球金融治理方面的一项重要内容。

会上还提出了全球金融监管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改造金融监管架构，加强对宏观审慎风险的识别和管理。另外，截至2019年年底，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第5大支付货币和官方储备货币。同时，积极推动SDR的增发和扩大使用范围，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长远变革创造机会。面对屡屡发生的动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终于自2012年起改变了长期以来鼓励资本账户开放的立场，认为面对大规模资本流入冲击时，一国除了应该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允许货币升值和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外，还应该将资本管制当作可选的政策工具。

最后，如何加强各国在监管领域的协调和合作，特别是在大国关系日趋复杂的环境下，如何避免非经济因素对监管合作的干扰等。2020年4月，面对疫情，G20 通过了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的倡议（DSSI），并于此后多次倡议延长债务期限，同时提出了后续债务处理的框架。因此，如何创新和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建设（全球金融安全网是一个松散的国际金融合作网络，其主要功能是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减缓危机造成的冲击。譬如，2020年4月，IMF估计，因疫情冲击产生的流动性贷款需要将高达2.5万亿美元，但该组织所拥有的贷款资源大约只有1万亿美元，缺口巨大。

对这两大国际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结构进行改革，使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已是大势所趋。近年来的不少实证研究发现，资本自由流动与经济增长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其包含的政策含义值得我们深思。

另外，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也颇为迅速。改良的美元本位制方案需要美国进行自我纠正，基本上也没有现实性。

作为一个国际影响力快速上升的新兴经济体，中国理应在全球和区域两个层面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其次，如何形成一个各国均应遵守，但也能适当体现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特点的国际标准。与此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稳定长期以来受到美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冲击。在之后的匹兹堡峰会和首尔峰会上，G20还对如何缓解金融机构的顺周期效应、加强对影子银行和衍生产品进行监管等重要问题提出了具体应对措施。作为对策，很多国家尝试大量积累外汇储备，或者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定，或者参与区域性金融一体化进程，或者在危机发生时向IMF寻求流动性贷款。作为应对，美国从其自身角度出发，实行了极端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

近年来，已相继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对外贸易国，同时也是全球主要的国际直接投资输入国和输出国。长期以来，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金融治理框架的最主要特征。

相比之下，多元储备货币方案是相对可行的选择。当前，中国正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在参与全球经济与金融治理方面，机遇和挑战并存。

单一世界货币和基于SDR的超主权方案虽然可以彻底解决特里芬难题，但需要主要经济体具有足够的政治意愿，也许经过长期努力有可能实现。这一立场转变，无疑有助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的金融稳定。

不过，从长远看，美元地位的逐渐衰落是个必然趋势，因而多元储备货币格局仍然可以期待。在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斯蒂格里兹、奥甘博等学者再次呼吁大规模增发SDR，以应对低收入国家面临的主权债务危机。实际上，在过去几十年间，工业化国家的资本周期性地大规模流入和流出新兴市场，在很多国家引发了宏观经济不稳定，并构成资产价格泡沫生成与破灭周期（Boom-bust Circle），最终基本上都以金融危机收场。其他区域性货币安排也有类似的问题。

不过，这个方案将会在多长的时间内实现也尚难预料。关键在于欧元地位必须得到巩固和发展，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也需要获得持续提升。

现在看来，这个预言基本落空了，因为美元的重要性并没有比10年前下降。改进金融机构的薪酬制度。

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协调至关重要。在FSB的积极努力下，这方面的成绩不容低估。

近年来，由于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面临资金不足、条件苛刻等诸多困难，加上各种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动，区域性和集团性的货币金融合作框架不断出现。2009年的伦敦峰会，G20成功地促成各国实行大规模经济刺激。不过，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罗伯特·特里芬提出两元悖论，到近年来约瑟夫·斯蒂格里兹、周小川等学者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都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0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提供的数据，2019 年，人民币跨境使用逆势快速增长，全年银行代客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 19.67 万亿元，较上年增长24.1%。

因此，如何探索一个由输入国和输出国共同参与的国际资本流动管理框架，通过某种形式的国际协定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双向管理，将是全球金融治理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值得注意的是，自2009年G20伦敦峰会决定增发2500亿美元等值的SDR之后，很多经济学家对于进一步提升SDR在全球储备体系中的地位一直怀有期待且不断予以推动。

其一，继续创造和完善各种基础性条件，包括扩大金融开放、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和改进投资环境等，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促进多元储备货币体系的早日形成。而未来美联储一旦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资本大量从新兴市场流出将不可避免，这些国家货币的汇率会再次面临动荡。

譬如大规模持有外汇储备就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成本，即不能充分利用外汇资源发展经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以及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金融动荡的频繁发生都表明，霸权稳定论并没有获得有效验证，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并不是一个具有内在稳定性的制度框架。